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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下:中国怎么办,百姓怎么办?

[ 作者:时寒冰] [来源:互联网]
 


      说明:我过去不大接受媒体采访(几家关系非常好的媒体除外),但是,主流声音对决策层的误导,对国人血汗钱换来的财富的葬送,让我忍无可忍。我深知,自己太直接,一说话就得罪人,但宁肯死无葬身之地,也必须以民生和民族利益为重,也不能违背良知和我对爷爷的承诺。我要勇敢地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发出来,直到彻底看不到希望时,再归隐故乡那个平静的小村庄——暖之。

      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都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寒风拂面,他们明白:中国经济与美国次贷危机息息相关。 
    最近一本叫《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的书在面世两个月内狂销12万册。人们太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次贷危机的真相到底怎样?它会延续到何方?次贷危机谁是赢家?财富哪里去了?……危机来临的时候,中国会怎样?个人怎么办? 
    勇于直面现实,是赢得未来的第一步。为此,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时寒冰。 
  
第一部分:中国怎么办? 

    海峡都市报:最新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对于两年4万亿投资作了调整:基建投资从18000亿降至15000亿,节能减排从3500亿降至2100亿,保障性安居工程从2800亿上升至4000亿,医疗教育从400亿增至1500亿,自主创新从1600亿增加至3700亿,2009年预算中政府对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分别将达到3415.6亿元、10946.6亿元和8330.7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25.5%、22.5%和23.1%———这样的安排,您仍然觉得有危机感吗? 

    时寒冰:是的,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刺激经济计划,向着积极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相关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以使得相关政策更符合中国的现状,更有利于促进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 
    其一,基建投资虽然从18000亿降到了15000亿,但是,基建仍然是主体,而且,地方政府对基建投资有着天然的偏好。基建项目可以拉动GDP增长,提高干部政绩,也存在着隐性交易带来的腐败机会。官员们更喜欢基建项目。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不少地方的投资规模虽然高达数千亿,民生工程所占比例很少有超过15%的。这篇报道举了河南的例子,河南省2009年要力争完成的1万亿元总投资中,仅有400亿元用于职业教育学校建设、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城市薄弱学校建设、基层卫生体系和重点中医院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项目,约占3%。重基建项目而轻民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其二,节能减排从3500亿降至2100亿,有可能阻碍节能减排总体目标的实现。 
    其三,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投入虽然增加比例不小,但由于基数过小,相对于民众对民生的需求与渴盼,仍然是非常少的。以“医疗教育从400亿增至1500亿”为例,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也才有115元钱,而且,我国医疗资源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很显然,一方面,需要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解决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投入过分向官员倾斜的现状,最大限度地使资源分配做到均衡。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财政自1980年以来,除1985年有25亿元的账面结余外,其余年份全部都是赤字。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更是年年赤字,有的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资金承担那么大的基建计划,如果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投资而对企业增加税费,将造成严重恶果。 
    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已经做了系统的分析,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民穷,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的机构,增加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瓶颈的必走之路。 

    海峡都市报: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税起征点暂时不会上调。”——这样的表示令许多人感动失望。就在这本书中,您说过“如果按照80年代中期的800元个税起征点的比例计算,现在的个税起征点应该达到24600元。”而对财政部的表态,您会作如何评价? 

    时寒冰:财政部官员的这种表态,已经受到了两会代表委员的强烈质疑。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质问:“这几年都不上调?无论代表个人还是财政部,他都无权这样说。随着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是不是要上调,他无权下这个结论。我很不喜欢这种说法,现在公务人员表态太傲慢,根本没听我们的。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嘛?这样的大事,决定权不应该在一个部委。应该大家来定,代表委员们还没讨论,你表什么态?” 
    两会是商谈国事、制定政策的,在这里,财政部只是一个执行机构,他无权凌驾于代表委员之上,擅做决定。 
    而且,不上调个税免征额是不明智的选择。经济发展历史早已证明,减税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必要选择。减税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居民与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对居民减税,增加居民个人收入,能够降低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这有利于扩大内需。对企业减税,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企业投资可以扩大就业,有了就业就会产生出内需。现在,解决现在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内需问题,减税是必走之路。 
    那么,减多少合适?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个税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时的比例,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把起征点定为24600元以上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于沦入两年不到起征点标准就显得过低的困局。当然,这种纵向对比的计算或许有不足之处,可以集思广益,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绝对不能说目前的个税免征额“不会上调”,把讨论的路也封死。这不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应有的态度。 

    海峡都市报:两会期间,有委员提过“全民分股”的说法,分股、发券、调高个税起征点,您觉得哪个是最主要的? 

    时寒冰:我觉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首先确定下以民富为核心的发展路线,有了这个前提,具体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水到渠成的。相对于庞大的投资拉动计划,我认为,向民众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更具合理性,如果把投资计划看做是隔山打牛,是高损耗拉动,那么,向民众发放消费券便是低损耗的直接拉动。但是,这种做法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如果民穷的社会形态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如果不能尽快培养起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内需就不可能真正拉动起来。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向民众发放消费券也是需要庞大成本的,与其这样做,还不如直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比例,通过减税等方式,直接把钱留在民众手中。这是效率最高、损耗最小的提高国民保障水平的途径。这是基于过去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我国曾经设想的民生路径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但是,长期对民生问题的忽略,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金的浪费和低效率,使民生问题的解决不断向后拖延,解决难度更大。 
    另外,我认为,全民分股、发券都是好主意,我非常赞成。国有资产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这种说法已经存在了几十年,那么,量化之后,个人应该拥有多少呢?全民所有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而已。2006年6月2日,湖南省衡阳市律师罗秋林曾用特快专递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衡阳市国资委确认原告对国有资产占有的份额。此事被《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引起热议。作为公民对全民所有资产个人权利的一次追索,罗秋林的诉讼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第一次打破了全民所有长期处于虚拟状态的尴尬,唤起了人们对自己权利的关注。全民所有虚拟的问题,可以通过分股、发券的方式来解决,这种方式非常公平。 
    另外,我觉得,包括土地、矿产等资源,也可以通过发放股份的方式来解决。居民在购房的时候,可以用其所拥有的土地股份抵消土地出让金,减小购房负担。当然,一旦实行这种方式,政府便没有单方面卖地的权力了,必须由居民来决定,居民个人也能从土地出让中获取红利。这有利于民富社会的建立,有利于减少因暴力拆迁引发的矛盾,使社会更和谐。 


    海峡都市报:在房价最高的时候,您曾经发起过“一年不买房”这样的倡议,呼吁人们以实际行动来抵制高房价。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在全国政协会上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提出房地产商会去年就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其中,三个一线城市中,上海的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最高,达64.5%;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让人们把枪口从房地产商身上挪开,瞄准地方政府(上海市长韩正说,政府没拿那么多)——对这个调查,对2009、2010年的买房者,您会给予何种忠告? 

    时寒冰:房价为什么高?全国民众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是既得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房地产商会递交的报告,意在把责任推到地方政府头上,遮掩自己在其中扮演的暴利攫取者的角色,其实,两者都是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但是,透过这一报告,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地方政府在房地产领域巨大的利益瓜葛。“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正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肩搭背,共同力托房价的根源,二者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尽管个别地方政府作出了回应,但回应无力,缺乏数据支持,明显是理亏。这正是当今中国房地产的困境所在。地方政府既是房地产利益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又是调整政策的执行者,肩负着住房保障的使命,两种完全矛盾的角色集一体,使得地方政府的立场常常发生错位。 
    中国房地产要健康发展,必须把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领域的紧密联系分割开来。这就需要从分税制层面来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资金缺口严重依赖房地产获取。如果不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地方政府从房地产领域攫取巨大利益的冲动就不可能受到抑制。 
    另外,作为推高房价的重要主体之一,房地产开发商扮演了吸血鬼的角色。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为例,他是高房价的重要鼓吹者,为什么鼓吹?3月6日,ST幸福(600743华远地产)公布的2008年年报显示,董事长任志强2008年获得的薪酬高达774.3万元,股票市值更是高达1.4418亿元,超过王石约1亿元。有如此庞大的利益支持,任志强能不全力以赴地舍命为高房价鼓吹吗?可悲的是,政府信息公开不够,许多媒体盲目追在开发商后面挖新闻,成为被开发商利用为鼓吹房价只涨不跌理论的工具。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深思。我个人认为,一个房地产领域的吸血鬼,是没有资格谈论房价的。 
    中国房价中的泡沫过于严重,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靠掠夺民众发展起来的行业,我认为,政府应该全力挤压房价中的泡沫,使住房从暴利中走出来,向居住功能、保障功能回归。否则,对民众而言,在任何时候买房都无法摆脱被掠夺之苦。 

    海峡都市报:我记得80年代曾经历过一次通货膨胀,一夜之间百物腾贵,家人四邻心慌惧怕,彼时当政的总理,不久即作出应对,宣布全民加工资,于是,大家安下心继续生活——当美国再度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输入通货膨胀时,中国政府再“加工资”,还是个“有效抵抗”吗? 

    时寒冰: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形势与当时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一个人尽皆知的数据是,20%的人占据着80%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20%的富人即使不加工资,也能安然渡过经济危机,而缺乏社会保障的低收入者,即使加一点工资,也不足以应对经济危机之需。因此,从应对经济危机和未来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一刀切的加工资的做法作用已经不是很大。要应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是投资资源,坚持“资源为王”的理念。从决策者的层面来看,是发挥税收等作用,藏富于民,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强民众的抗风险能力。这是确保他们平安渡过经济危机的必走之路。  

    
第二部分:市民怎么办?

    海峡都市报:福建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如福州的八县,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国外务工或经商,民间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外”资,金融危机在去年对我们虽然没有对生活造成大的影响,但消费确实还是疲软多了。现在房价并没低多少,股市还在2000点,把钱存在银行的话,通货膨胀一来,估计就三钱不值两钱了——民间的这点钱,该怎么防备和保值,您能给个建议吗?在这样的市道下,人们仍然不断地把90后的孩子送往国外留学,这样的“投资”,是可取的吗? 

    时寒冰:我认为,资金大的,可以投资资源领域,将来能够获取巨大收益。次贷危机恶化、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经济萧条、需求萎缩、投机资金撤离、失业率上升、加之美元前段持续走强,七方力量作用的结果,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深幅下跌,一些资源产品(如镍)的价格跌幅超过了80%。从历史上来看,次贷危机恶化、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经济萧条、需求萎缩、投机资金撤离、失业率上升、加之美元前段持续走强,七方力量共同作用且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的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毕竟,次贷危机并不是经常发生。也就是说,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坏的时期,历史上最坏的时期,当然也是机会最大的时期,因为,危机的深化实际上在逐渐淡化风险而不是强化风险——这尤其是需要强调的。 
    现在是投资资源的天赐良机,即使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机会也少之又少。一旦抓住机会,将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增值效应。第一阶段,近期美国必然加印美钞,强势美元的假象,很快将会因为大量现钞的发行而终结强势趋势,转而向下,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基本都以美元计价,资源类产品必将随之上涨。第二阶段,经济危机正在逐渐步入筑底阶段,一旦复苏迹象显现出来,需求就会上升,这将推动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第三阶段,一旦需求上升的预期显现,大量投机资源会蜂拥而入,与需求性推动力量一起,推动资源类商品的快速上涨。因此,我认为,资源类投资有实现翻倍的机会。当然,资源类产品的投资也需要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选取最佳投资品种、最佳投资价位和最佳卖出时机,这三个环节都做好,才能真正实现丰硕的收益,否则,劳力费神,收益却难以达到预期。对于资金量小的投资者,可以投资一些资源类股票,长期持有。 
    人们纷纷把孩子送到国外上学,证明了我们教育的失败。这种投资非常无奈。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前行的重要条件,中国教育对人才的摧毁而不是培养的现状,令人忧虑。 

    海峡都市报:对于靠工资吃饭的普通人,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大伙该怎么应对?难道就是“奈何天”吗?普通人如何未雨绸缪? 

    时寒冰:在中国,普通人理财的渠道的确非常少。股市是许多人的首选,但中国股市由于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大资金操纵股市的现象时常发生,黄光裕案暴露出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种掠夺性特征,使得投资者在耗尽时间与精力后,往往还无奈承受亏损之痛。而在发达国家,尤其美国这样的国家,大部分居民都持有股票类资产,以获取稳定的红利。我们需要健全制度,使股市成为让投资者受益的场所,而不是无奈承受痛苦的场所。中国投资者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国企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应该让他们得到相对应的回报。在此之前,虽然,将资金存在银行无力对抗通货膨胀,但是,毕竟还有利息冲抵部分通货膨胀,也比白白亏掉好。当然,也可以选择投资一些资源类股票,长期持有,即使股市动荡,资源类股票长期来看仍然是相对安全的。 


第三部分:福建怎么办?

    海峡都市报:看到您提出“中国应当改变贱卖宝贵资源的愚蠢做法,守护稀有资源”观点,我特别查了一下福建的资源情况,发现一则去年7月的新闻,“上杭县洋坡坑花岗岩风化壳离子吸附型稀土矿探矿权成功招标出让,中标人为上杭县赣闽有色金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个新闻没有后续的报道,但我知道您的建言被国家所重视,那么,稀有资源将来会否收归国有、不再开采?如果国家还是没有出台相对的措施,那么,与其把资源贱卖给国外,不如大家买资源爱国,福建民间有的是可观的流动资本,有没可能让大伙先投资全国购买矿权,然后囤积以待升值? 

   时寒冰:是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欣慰的结果,有关方面接受了我和许多研究者提出的建议。今年年初,《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颁布,规划显示中国将推进建立石油、特殊煤种和稀缺煤种、铜、铬、锰、钨、稀土等重点矿种的矿产资源储备。与此同时,建立完善矿产资源战略储备的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形成国家重要矿产地与矿产品相结合、政府与企业合理分工的战略储备体系。这有利于在“资源为王”的时代,确保财富不缩水,实现保值、升值,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资源安全。 
    由于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全球注入了大量廉价资金,未来的通货膨胀隐患已经种下。储备资源是应对未来严重通货膨胀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资本投资矿产资源将来也会获得丰厚收益。但是,我国目前的民间资源储备和投资,不仅得不到政策面的支持,还面临着多重障碍。以金银储备和投资为例,中国金、银出口无任何关税,而进口金银要有人民银行的批件,还要收17%的增值税;进口半制成类黄金,不论条块,不分成色,都要征收50%的进口关税。这等于鼓励金银的出口而限制进口,这种制度瑕疵严重制约了民间进行资源储备和投资的积极性,需要进行修改,从政策层面,鼓励民间资本去投资资源,不仅鼓励其在国内投资,也鼓励其去国外投资。与政府投资相比,民间资本进军海外矿产资源领域,遭到的阻力相对要小很多。 


    海峡都市报:看到您对区域经济的见解,作为福建人,我也想问,即使在国内,区域经济是否也能取得更多的优势?不久前被国务院否决的“海西”方案(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主体,面对台湾,邻近港澳,范围涵盖台湾海峡西岸,包括浙江南部、广东北部和江西部分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区衔接,依托沿海核心区福州、厦门、泉州、温州、汕头五大中心城市及其以五大中心城市为中心所形成的经济圈。截止目前海峡西岸经济区扩张,包括福建周边的浙江温州、丽水、衢州、金华、台州;江西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广东梅州、潮州、汕头、汕尾、揭阳以及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漳州、龙岩、莆田、三明、南平、宁德共计23市),应对金融危机,您觉得这样的区域经济方案是否仍有可取之处? 

    时寒冰:我认为,与台湾关系的趋暖,是福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2008年12月15日,两岸直接双向“三通”实现以后,近水楼台的福建,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台湾目前也迫切需要通过扩大两岸贸易,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福建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针对台湾市场的需求,扩大相关产品尤其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我个人认为,这比实现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区的衔接更重要。因为,福建与珠三角、长三角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而且,珠三角、长三角的经济发展相对成熟,他们与福建实现经济衔接的需要并不强烈。如果珠三角、长三角经济体看重福建,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利用福建这个跳板,建立起与台湾这一经济体的链接,既然如此,福建不如直接与台湾实现经济体的衔接,然后,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再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体自然对接上。以这样的思路去做经济规划,福建的经济一定能够更快的发展,而且,重点更突出,更容易集中力量做好。 

    海峡都市报:您的“人民币结算”的建议,也被政府所重视,前两天周小川就表态“人民币结算本月底完成”,那么在福建对台贸易上,“人民币结算”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 

    时寒冰:这个消息令我欣慰。我在《中国怎么办》一书中,用了较大篇幅阐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行,并对具体做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由于人民币未执行对外结算货币职能,而多采用美元等国际货币结算,导致国内企业不得不承担汇率变动风险。 
    如果让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则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使国内企业更好地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加快企业结算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能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使国内商业银行获得新的业务发展空间,提升国内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金融机构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而且,人民币的铸币税和储备货币职能的扩大,也将有效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人民币结算问题,应该稳步推进。至于福建对台贸易方面,人民币结算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这并非地方所能决定的事情,决定权在国务院,在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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